消逝的光芒
不能忘却的罹难记者
谈及新闻媒体工作，国内某高校新闻与传播学院大二学生阿育并不认为前方记者和后方编辑面临的危险性可以同日而语，而这种危险性本身就有很多来源。“首先来自于被报道者，一些被记者揭露的不良分子可能会采取危害记者人身安全的报复手段。其次，报道灾难事故时记者也很有可能遇到危险。当然，战地记者是最危险的，他们可能会被士兵故意或无意伤害。”
土耳其民众聚集沙特领事馆外守夜声援卡舒吉
阿育的印象和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几乎都有历尽磨难的记者。他们或失踪，或被非法囚禁，或被谋杀，或在危险环境中不慎殉职。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记者比起身处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同行来说，日子要难过得多——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以下简称CPJ）的数据，1992年到2018年11月间的1953例新闻工作者的死亡记录中，仅有33例发生在发达国家（不包括暴力冲突相对激烈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地区）。
1992年来世界各国及地区发生谋杀记者事件的地理分布图
数据来源：C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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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战火中的声音
人民日报社战地记者焦翔（左二），正在奔赴战场一线
冷战结束以来，全世界都在向着和平与发展的道路亦步亦趋。然而，由于宗教问题、种族冲突、利益纠纷、恐怖主义猖獗等客观因素，地区性质的局部战争与冲突始终存在，身处战乱地区之中的记者承担着巨大的风险。1992年以来，至少有299名记者的死亡经确认与战争有直接关系（Crossfire），绝大多数受害者死于战争中不可避免的炮击与轰炸。由CPJ认定死于“危险任务”（Dangerous Assignment）——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170名记者中，亦有37人死于武装冲突中军队的枪口之下。
1992年来三种记者死亡类型案例数量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CPJ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东欧地区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局势之中，1992年至今，共有46名记者丧生于东欧地区（包括前苏联加盟国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Crossfire），包括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两次车臣战争、克里米亚事件等。战乱频仍的中东地区更是记者的高危地带——CPJ的记录显示，194名记者死于中东地区的战火。21世纪以来发生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战争，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痛与灾难，在这两个国家工作的记者亦不能幸免。
1992年至今中东地区死于交火的记者地理分布图
数据来源：CPJ
颜色由浅到深表示各地记者死亡数由少到多
图中数字表示当地1992年至今死于交火的记者总数
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对伊拉克实施军事打击。3月22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自由摄影师保罗·莫兰（Paul Moran），在伊拉克东北部哈莱卜杰（Haradja）附近的城镇格迪戈（Gerdigo）遭遇激进组织“伊斯兰辅助者组织”的汽车炸弹袭击，不幸丧生。同日，英国独立电视新闻频道的记者特里·劳埃德（Terry Lloyd），在伊拉克南部城市巴士拉乘坐新闻车辆时遭到英美联军士兵的枪击，数日后尸体被发现；另有一名摄影师和一名翻译在事发后失踪。上述人员成为了伊拉克战争中的首批牺牲者，继他们之后，直至2011年12月伊拉克战争结束，又有55名记者遇难。
2011年年初，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组织、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爆发冲突，最终演变成持续至今的叙利亚战争。相较于局势“一边倒”的伊拉克战争，叙利亚战争则更为惨烈，联合国声称战争双方均犯下了包括谋杀、法外处决、酷刑等战争罪行，这些罪行的受害者以数百万计，125名死亡记者与6名失踪记者也在其中。叙利亚战争中的第一位受害记者费尔扎特·贾班（Ferzat Jarban），事发之前拍摄了2011年11月19日叙利亚霍姆斯省的反政府示威游行，随后遭到逮捕。次日，他被肢解后的尸体出现在了卡西尔市（Al-Qasir）的一条主干道上。
1992年至今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记者死于交火与危险任务的案例中凶手来源的统计
数据来源：CPJ
恐怖组织的介入进一步加剧了针对记者的暴行。2014年8月，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空袭以阻止“伊斯兰国”的进一步扩张，“伊斯兰国”通过公开杀害记者的视频以表示报复。8月19日，美国的自由记者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被杀害的视频流出；9月2日，美国的自由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被杀害的视频发布。因为日本向反对“伊斯兰国”的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日本自由记者与摄影师后藤健二（Kenji Goto）被“伊斯兰国”杀害，视频于2015年1月31日流出——根据部分新闻报道，视频中杀害后藤健二的激进组织成员与2014年两部视频中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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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指强权，殊难保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一向对库尔德人采取激进的政策
10月，一起发生在沙特驻土耳其大使馆的记者遇害案震惊了全世界。土耳其警方掌握的资料显示，10月2日，沙特记者卡舒吉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领事馆后“再也没出来”，警方认为卡舒吉可能在领事馆内遇害。沙特政府起初拒不承认，直到案发18天后才宣布卡舒吉已经死亡。这一惨案令全世界新闻界倍感痛心，而更悲哀的是，涉案凶手仍然存疑，未被判决。
世界各国及地区历年记者被害数据排行
并非只有战火中的新闻工作者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新闻工作者可能会接触到侵犯某些个人或群体正当或非正当利益的敏感信息，亦可能存在与当权者不同的政治见解与政策解读。政权积弊、官员腐败、治安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在东南亚、南亚、中东、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基于上述背景，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可能无法得到保障：轻则遭受监禁失去发声渠道，重则像卡舒吉一样惹来杀身之祸。
在2017年，有262名记者处于被监禁的状态，其中194名记者被处以反国家罪。根据CPJ的数据，土耳其成为监禁记者最多的国家，监狱中的73名记者均因反国家罪入狱。埃尔多安总统一度试图借助叙利亚战争削弱叙土边境库尔德人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也因此遭到了库尔德武装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与报复，再加上“伊斯兰国”从中作梗，仅在2016年，土耳其就经历了数十次恐怖袭击。发生在7月15日的军事政变，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动荡局势，随之而来的，是埃尔多安政权的清洗活动。上述73名土耳其记者中的68人在政变爆发后遭到逮捕，这些记者大部分在亲库尔德的媒体工作，他们的入狱罪名包括涉嫌“协助恐怖组织”“维持恐怖组织”“为恐怖组织进行宣传”或“成为恐怖组织的一员”。
1992年以来，849名记者死于针对自身的蓄意谋杀——远远多于丧生在采访第一线的记者同行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58名记者确认死于谋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至少对其中的16名死者负责；剩下的42例死亡案件至今仍未找到凶手。在菲律宾，78名记者遇害，其中有30名记者被卷入了2009年11月23日发生在菲律宾南部马京达瑙省安帕图安镇的大屠杀中，这场屠杀起于当地两大政治家族的世仇与对马京达瑙省长位置的争夺，最终演变为恶劣的选举暴力事件。令人唏嘘的是，这一案件的审判到现在没有任何进展，无人被定罪和服刑。
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拉丁美洲，再加上边境矛盾激烈、暴力事件肆虐的东欧，都是谋杀记者案件的“重灾区”。在这些谋杀案件中，730桩案件的凶手依然没有受到正义的制裁；350名牺牲者收到过死亡威胁；186名记者遭受绑架；100人受到了残酷的肉体折磨，有的甚至死无全尸。
数据来源：CPJ
1992年来谋杀记者的案件中凶手被惩罚的情况
卡舒吉不幸成为了经受折磨而死的记者中的100分之一，遭受绑架而死的记者中的186分之一，收到过死亡威胁的受害记者中的350分之一，因凶手未知而死无对证的记者中的730分之一，死于蓄意谋杀的记者中的849分之一，1992年以来受害记者中的1953分之一。
尽管多项证据显示沙特阿拉伯王储有可能对贾迈勒·卡舒吉遇害一案事先知情，但11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了一份标题为“与沙特同在”的声明，沙特依然是美国“坚定的伙伴”，美国不会改变与沙特之间的关系，亦不会取消对沙特的军售。相对于美国与中东国家对沙特的袒护，西欧国家则予以严正谴责和制裁，多国相继退出了23日在沙特举行的投资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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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他们
2015年8月，墨西哥《前进》杂志的摄影记者鲁本·埃斯皮诺萨遭到枪杀，亲友在葬礼上哀悼
“对于我来说，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准抑郁的状态里面，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每天看死亡、看伤害、看战争、看极端的东西，心理被一种莫名的东西罩着。”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期校友讲坛上，18年前主动请缨去往科索沃战争现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报道的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新媒体发展部主任黄文这样描述自己的战地记者岁月。亲眼目睹北约空袭导弹落在酒店周遭的黄文得以平安归国，她的几位同行却只能把对故土的思念深埋在他乡。根据传媒茶话会的统计，包括在同年北约袭击中遇难的光明日报社驻南联盟记者许杏虎、光明日报社美术编辑朱颖和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分社记者邵云环在内，新中国成立以来已有17名记者在战争报道的前线遇难。
然而，这并不妨碍追随者踏上前辈曾经走过的路。2017年5月2日，英国《卫报》以《中国新一代战地记者涌入前哨》为题，长文报道了年轻的中国记者陈序在战乱地区的生活，并以此凸显近年来中国记者在热点地区越来越强的存在感和话语权。“最初进入加沙地带前，就在以色列的一个检查站签下免责文件，类似于一个‘生死状’。”陈序说。
眼光聚焦国内，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中国已经几十年没有受到过大型战事的纷扰，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为保障记者权益奠定了基础，但这不意味着记者人身安全因此而无忧。仍据传媒茶话会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至少有40位记者经确认因公殉职，将年轻的生命献给自己热爱的事业。纵观所有的案例，过度疲劳、交通事故等其他意外是最主要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记者因公殉职的原因
数据来源：传媒茶话会、新华社
2010年3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每周质量报告》栏目记者刘薇在结束加班驾车回家途中遭遇车祸受了轻伤，她不顾自身安危，和救助她的男青年一起赶去营救其他被困人员，被后面高速驶来的汽车撞倒，伤重不治；2012年3月1日，湖南资兴电视台记者李小华乘坐派出所警车采访，在东江镇泉水村村部路段，因同车嫌疑人抢夺警车方向盘，导致警车失控坠入小东江，李小华不幸牺牲；2015年9月13日，重庆广电集团卫视频道项目工作室制片人蒋亚和影视频道制片人宋昊恩，在执行纪录片《鸟瞰新重庆》航拍任务时，因飞机失事坠毁，两人不幸遇难。
改革开放后我国记者因公殉职的原因
数据来源：传媒茶话会、新华社
与此同时，一些触目惊心的往事更让我们无法忽视新闻从业者可能面临的风险。2005年10月20日，浙江省台州晚报副编辑吴湘湖与台州交警支队椒江大队大队长李小国发生争执，被其与手下殴打，三个月后因肝脏损伤去世；2007年6月27日，《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被黑煤矿主殴打致死；2010年12月18日，以舆论监督和揭黑类报道为主的《北疆晨报》驻奎屯记者孙虹杰，在奎屯市一建筑工地东门处被人围殴致死，手机被抢并摔碎在现场；2011年9月28日，河南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在离开单位时遭抢劫遇刺身亡。
阅读完中国因公殉职记者名单，新闻专业大三在读本科生小柳并不认为倒在工作岗位上的前辈们会对他从事新闻媒体相关职业产生消极影响：“如果是战地记者我会慎重考虑，但如果是普通记者，我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每个职业都有其风险，比起对记者工作的向往，这些可能性较小的危险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未必如此动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曾经被誉为“无冕之王”的记者行业如今面临冲击。若干年前，媒体从业者风光无限，几乎每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都把调查性报道作为实现职业抱负最好的舞台。但今天，面对纷繁复杂的媒体环境，社会对于记者的评价褒贬不一，行业竞争也让许多记者萌生退意。
据中国记协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2017年）》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共有231564人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放的具有采访资质的新闻记者证。无论如何，他们是撑起中国未来新闻事业和舆论工作的主力军，和国外的那些同行们承担着同样的重担。他们将聚光灯打向人们最关注的的领域，自己却隐匿在黑暗之中。光芒不会消逝，每一位受难者都将为我们永远铭记。